借鑑日本生活俱樂部：超越共同購買的社會實踐

2020-10-16・社內大小事

文／于有慧‧第七屆社員代表　繪圖／ WANQIAN

接續上期〈《 從廚房看天下》：向日本生活俱樂部取經〉一文所述，選擇合作社而非公司企業的組織型態，出自最初一小群人推動共同購買的初衷，也是一場由理念驅動的社會運動。然而如何以合作社的核心價値──民主、自治實踐自主管理？面對本社在協調社員與營運團隊分工、社員參與等議題，日本生活俱樂部生協(以下稱生活俱樂部)的發展經驗或有可資借鑑之處；生活俱樂部以消費合作社作為組織工具，超越共同購買，推進全方位共好生活，尤其發人深省。

共同購買最初由少數人熱心發起，憑藉道德精神支撐，社員不僅是消費者，也是業務推動者。隨著規模擴大，遂成立消費合作社。共同購買理念要能保留，營運必須有效率，唯有組織永續，才能實踐價值。

社員是合作社的主體

生活俱樂部描述早期的自主營運、自主管理是「可貴的麻煩」，一九七五年「綠」消費合作社(神奈川生活俱樂部前身，以下稱綠合作社)的工會事件更引發「合作社是誰的組織」的思辨。

一九七○年代初期石油危機後，日本社會出現商品荒，許多不理解合作理念的社員與職員加入綠合作社，人力吃緊情況下，職員工作量大而緊繃。工會為爭取合理待遇，發動罷工，並在社代大會中暴力衝突，引發一年內高達四十五%社員退社，綠合作社面臨存亡危機。

事件後綠合作社社員與職員訂下「分業與協業」原則，組織業務由專職人員與社員共同分擔，「唯有雙方共同勞動與作業，才能達到合作社發展的目的，也唯有自覺的分業，才能提升組織營運的整合度。」這段綠合作社社代大會議案書上的記載，說明合作社不是販賣商品給社員的地方，社員也非被動疏離的消費者，而需找回自身的主體性。經痛定思痛，社員全力投入，不到一年招募到比之前退社更多的社員。

當責的社員參與

合作社是社員的，但社員眾多，誰能代表合作社？《從廚房看天下》書中不斷強調生活俱樂部社員特質是「自己思考、自己行動，並且最後自己負責」。事實上，並不是所有社員皆需投入經營，也不可能如此。嫻熟西方合作社的花蓮解說員張瓊文提醒，單純利用產品、暫時無法參與社務的社員，應尊重其他社員的努力。「若有意見可提出，但不能只有批評，要自己進來做，理解營運團隊執行上的困難。」理事會作為社員授權治理合作社的執行單位，需積極發掘願意投入參與及貢獻的社員，共同推展社員所關切的理念。

以生活俱樂部的「整豬採購」實驗計畫為例，社員為了吃到好豬肉，在「由社員擔負全部責任」約定下，專職人員同意配合；社員先共學、了解如何定價、分配，從計畫到執行細節皆由社員處理。「計畫中的每一個環節都要想清楚，並找到確實可行的解決方法，營運團隊才能一起合作執行。」張瓊文說明。

合作社的社會實踐

生活俱樂部在共同購買的下一階段，從原本僅關注食物，積極轉向關注生活各層面的公民參與行動，包括發動廢紙回收、驅逐合成清潔劑運動、集資成立廢油皂工廠等。過程中也有社員因理念落差而離開，但生活俱樂部持續以公共領域為倡議前提，真實面對衝突，加以解決。社員在互惠、互信、共學基礎下，持續與社會，乃至於世界連結，也因而吸引更多關心公共事務者加入。

實踐民主、關心公眾事務本即主婦聯盟從公司轉型生活消費合作社的初衷，作者賴青松在《從廚房看天下》書中提醒，「隨著運動水平的提高，如何區分主要課題和次要課題的輕重緩急，整合出新的運動課題，是尋求解決之道最重要的智慧所在。」張瓊文認為，應學習日本生活俱樂部經驗，從過去致力於消費運動、推動環境保護及勞工尊嚴勞動等倡議，更進一步分享本身實踐合作社民主的經驗，推動合作運動，提升公民素質。

認識合作社的價值是台灣目前所欠缺，卻是主婦聯盟合作社歷來深耕的課題；以合作社作為「生活工具」，推動全方位共好生活，將更進一步發揮我們存在台灣的價值。
 

社員在互惠、互信、共學基礎下，持續與社會，乃至於世界連結，也因而吸引更多關心公共事務者加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