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續企業的可能性
2015-06-30・生活提案
文／李宜真
在英國轉型城鎮的發源地─托特尼斯（Totnes），一個在地的REconomy計畫正準備復興在地印刷事業。在地企業的永續性，取決於是否能持續提供在地就業與工藝傳承。（照片提供｜李宜真）
永續經濟的闡釋是從對自然環境的自我關照，連結著不可或缺的社會正義與經濟可持續性的三重面向。以此脈絡進入了國家總體經濟指標的運作，理解「指標」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，而我們又為何需要大膽地跳脫框架思考，引進永續指標作為衡量標準。相對的，新一代企業（公司行號）的運作如何與總體經濟指標接軌，專注於永續生產與消費，則是我們想關注的下一個重要議題。
長期永續的社會責任
「企業社會責任」（CSR）近年來成為企業財務獲利表現外的重要關注點。如前陣子鴻海在中國的員工連續跳樓事件引發關注，耐吉在血汗工廠勞動力與麥當勞在青少年肥胖的問題也常被點名。對於現今的投資人而言，所有的企業投資行為都應指向獲利，因此關注員工待遇與消費者營養議題似乎與獲利並無直接關聯，那為何企業須依此回應呢？中國人的經商之道似乎能夠回答這個問題。
經商之道首貴誠信，《荀子．王霸》中曾道：「商賈敦愨無詐，則商旅安，貨財通，而國求給矣。」中國深受儒釋道的影響，對於傳統倫理思想中所蘊含的仁愛觀、義利觀、誠信觀，成為中國古代商人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淵源。許多商人在經商致富後，皆熱衷於公益慈善如貧病救濟、糧荒賑災，也發展出宗族慈善的形式如義田、義塾，或甚至在國家抵抗外侮的義舉上施力。但是，商人的算盤打得這麼精，這些撒錢做公益的作為難道與貨貿繁盛沒有直接關係嗎？
不只是對人有義行，也聽聞從事木材交易的商人遵從《禮記．月令》所指：「孟春之月，禁止伐木。孟夏之月，勿伐大樹⋯⋯。」或是《禮記．王制》所言：「木不中伐，不鬻於市。」古代的這些訓誡中，伐木商業似乎是一種遵循環境和諧的交易行為？
在西方，CSR從一九五○年代發展以來，歷經了許多階段的轉變。一開始也與慈善捐獻有關，與企業實際營運的連結性不大，比較是企業回饋社會的概念。一直到一九九九年聯合國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，提出「全球盟約」計畫，號召各公司遵守在人權、勞工標準、環境、反腐敗四個方面的九項基本原則，CSR才正式躍上許多執行長的主要議程裡，成為顯學。但是CSR似乎還是處在企業的化妝師或甚至避稅的角色，而又有多少企業真正體現CSR的核心精神：以永續經營為目標，關注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對各方利害關係人以及社會、環境的影響，以創造長期永續的利益？
真實改變的起點
近來，在CSR的實踐上有著兩派觀點交鋒著。一派認為可以引導企業藉由創造永續利益，結合企業本業的核心價值與CSR的各個面向，將經營策略提升到新的層次，藉此雙贏。如聞名全球的管理大師麥可．波特（Michael Porter）說：「企業社會責任與經營策略的結合，將是企業未來新競爭力的來源。」企業面臨著無可抵擋的趨勢，他們對此的解讀為何呢？
二○一○年全球領先的消費用品集團聯合利華總裁保羅．波爾曼（Paul Polman）在官網上是這樣表示的：「你必須把企業成長與環境影響兩者脫勾，這代表你需要一個全新的商業模式。這就是為什麼，在聯合利華，我們開始一個全新的使命：把我們的企業規模成長一倍的同時，降低我們的生態足跡。」聯合利華二○二○年的目標是：幫助十億人改善他們的健康與福祉；降低產品一半的生態足跡；找到所有農業原料的永續來源。但你覺得這樣的宣示夠不夠？這代表企業已經轉向三重底線的方向了嗎？
另一派說法則認為CSR只是花俏的名詞，一種虛假的安全感，因為，在資本主義的規範下，一個公司的設立所要做的、唯一對社會負責的事情不就是賺錢嗎？因此強制性的企業法律制度的改變，不是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應嗎？如在臺灣推行的環保節能標章、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的要求，似乎更快速地收斂企業在綠能產品的供應動力，讓消費者只能買到節能的產品，快速達到與環境共好的可能。
在英國則有「企業責任聯盟」（CORE）要求修改《公司法》，確保企業經理除了對股東外，也對其他利益相關方負有多項責任；在美國則有「企業20/20」（Corporation 20/20）的倡議，要求將CSR列成法律準則。
在穩態經濟的認知下，我們勢將無法藉由不斷消費地球資源，而達到利益極大化的企業目標，雖然所有人都不知道何時才是壓倒地球環境的那根稻草，也不願做出改變。務實地看，只要企業開始有創造永續利益的行為，都應值得嘉獎與鼓勵。因為整體的生產、消費、生計循環周而復始地往前推進的同時，我們無法完全停住不動，但我們能夠開始點滴地選擇對於友善環境的產品與企業，就是一步步邁向真實改變的起點。
供應者與消費者都需要更多的覺醒，共同創造超越教條與規範的CSR外的更大可能，那就是，一種在生活的所有面向對三重底線倫理上的絕對認同與實踐。與此同時，無法提供此需求的企業，必遭淘汰，無須以法律規範之。
